昨天因為時間已晚只簡單討論在繪本中對於女性當事人和男性當事人的差異對待，很謝謝大家在原文下面的熱烈討論，這個議題確實有很多需要更深入討論的點，我在實務現場也看到跟社會刻板印象不盡相同的狀況。
借用德沃金提出的討論框架，承認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墮胎，同身為人的我們只是在想，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完整詮釋對生命價值的尊重，看似意見兩極的陣營才能開展有意義的對話。一群沒有子宮的人訂立規則，告訴女性如何使用自己的子宮，難以有其正當性。
我們很難期待，他們會知道（或者說是承認）有些人難以發現自己懷孕八週，是因為就是有女人的月經時常遲到、甚至不一定每個月都來月經。這個社會並不樂見女人有性，所以禁止女性墮胎能教訓不潔身自愛的女人，還能高尚的用「保護胎兒」做理由，是最完美的懲罰了。然而，墮胎議題真的可以被化約為女性與胎兒的戰爭嗎？ 墮胎議題隱含的厭女症：會墮胎的都是壞女人 「女生愛玩就該負責」「沒能力養就不要嚐禁果」「容許墮胎會鼓勵性氾濫」每當討論到墮胎議題時，這種言論不勝枚舉只要是「人」持續和當事人說話、有連結，都或多或少能提供自殺／自傷者協助。如果我們不能看見潛藏在問題背後的更大原因，把目光放在其中的一個因子，反而不能對症下藥，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們。
也因此，最深層的原因還是社會系統、社會階層 （教育、生活方式、因應挫折的習慣模式）與環境等因素，自殺常常只是這些因素的延伸／表現，而這些因子很多時候會減低他們求助的能力和意願。實務上，社工常會提供他們資源或轉介來談，但進案的比例通常不會太高。其中一張還可以看見蓋在海灘邊的小型房舍，為了本書所紀錄當地居民的航海活動——庫拉的交易週期——而打造的。
馬凌諾斯基改寫的田調方式，要求研究者全程駐紮在村子裡，學習他們的語言，成為一位認真的參與觀察者。輕薄的遮蓋，使得筆記本、打字機和珍貴食物得以保存。在本書《路徑》第一部份裡，我將會詳細論述在地化的手法，但是必須即刻聲明：我在這裡談的是二十世紀中期理想的人類學，但它們會有例外，而且這些規範性的策略經常受到質疑。那麼，這張照片告訴我們一個強有力的在地策略：將「文化」聚焦在特定的點，也就是所謂的「村落」，在某一個空間居住／研究，這本身就必須仰賴某種程度的在地化——那正是「田野」。
基本上，我的首要目的是要開啟文化分析如何建構其客體——社會、傳統、社群與認同——這個問題，從空間的觀點並透過特定研究的空間實務來探討。然而儘管是離開了真正的部落，田野工作作為一種獨特的在地化「定居」的概念依舊存在。
與《西太平洋的航行者》封面照片不同角度拍攝。（原始檔案來自LSE圖書館馬凌諾斯基檔案，由林徐達提供） 馬凌諾斯基寫道：「事實上，他們都知道我什麼事情都好奇地想參一腳，即使是一位行禮得宜的當地人也不敢擅自闖入的領域，他們最終把我視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小部份，一個必要之惡，或是一個麻煩人物，靠著菸草的捐贈來舒緩關係。我批判這些或多或少過度簡化經驗的用意，主要不是要指出他們是錯的、不真實的，或政治上不正確的。它與正在發生的事件有最少的距離因而得以發揮研究基地的功能。
文：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二十世紀的民族誌——一個逐漸發展的當代旅行實務——在建構與呈現「文化」時，已經對某種特定的在地策略愈趨謹慎。另外一張可以看到歐馬拉卡納村落中頭目個人的房舍，而研究者就在一旁紮營。但是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出發來看的？是誰得以決定某一個社區要在哪裡（還有何時）劃出一條清楚界限，依此劃分出局內人與局外人？要討論的主題太多了。（本照片來自LSE圖書館馬凌諾斯基檔案，由林徐達提供） 當然，無論身在何處，一名人類學家總是一位參與觀察者，但其所要研究的地點該如何界定時空界線？這個問題讓我們關注一個更固執不懈的在地化過程：「田野」。
那麼，除了村落，還有什麼地方是可以更自然地與當地人共同生活？（我想我會說，村落的在地化是可移動的：在聖路易斯、巴黎、芝加哥、舊金山的世界博覽會裡，原住民村展示原住民的生活，活生生的居民就住在其中。這種趨勢挑戰了現代主義者／都市人將「原始的」研究客體，視為是浪漫的、受到威脅的、具古意的與簡單的研究對象。
正如葛茲（C. Geertz）曾經寫過的，人類學家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之中研究。同時，這位人類學家也可能質疑是何種特定的旅行或居住（去哪裡？住多久？）與互動（和誰？說哪種語言？）可以稱得上是「田野工作」的經驗範圍？自從馬凌諾斯基時代開始，訓練的標準便已經改變了，到現在仍舊不斷變化中。
這種田野工作拒絕以下研究風格：和白人住在一起，然後撰寫他書中「作者的注釋」、將「報導人」找到營地或走廊上，請他談談什麼是文化，接著外出「去研究村子」在許多案例中，武力與選擇的混合其中，人們為了各式各樣的原因加入探險隊和企業家的行列，其中包含恐懼、經濟需求、好奇、還有對探險的慾望，以及對權力的追求。這是身體與道德上的降級，有時導致旅行者邁向最後的死亡之路。文：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長久以來，在西方展示「異國」文物的歷史中，維持一種顛覆或是互惠（或所謂善意的相互剝削）的緊張關係是很重要的。他們「受俘敘事」（captivity narratives）仍有待挖掘或等待被拼湊成完整的樣貌，必須從歷史斷裂的片段中推斷出來。然而，這位非洲人，對於種族／民族景觀和普通電車間的移動又是抱持何種態度呢？表現出「非洲人」是一種折磨嗎？一種諷刺？一種驕傲的由來？或者只是一份工作？或者以上皆是？還有其他可能嗎？合適的答案有賴於對不同的歷史和特定的權力關係的瞭解。
科比寫道：「一位在戰後柏林長大的同事告訴我，當他還是男孩時經歷過的一件令人震驚事件：他經過一位非洲男性的身邊，幾小時之前這位男子還在卡斯坦蠟像館中穿著土著服飾出現，如今卻在電車裡，穿著歐洲人的衣服，抽著煙」（Corbey 1993：344）。留下的相片裡，庫提司在攝影機後面，身旁有杭特，拿著導演擴音器指揮拍攝行動（Holm and Quimby 1980：57- 61）。
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主導了大家對於身處「文明」地區的「原始」民族的瞭解。他們回想著當時有趣的時光，用古老的方法穿衣做事，所有的人都有著美好過去。
正如傅斯柯和葛梅茲－潘那發現到，當他們在諷刺劇裡呈現「未開化」的美洲原住民被鎖在一個黃金的籠子裡，大部分的讀者會直接依照字面的意義來理解。有些在歐洲法庭、博物館、活動與動物園展出的都可以說是一種挾持，旅行從來便不是自願的。
庫提司在北溫哥華島進行拍攝，請來一批瓜基烏圖族原住民參與演出接觸前的西北岸生活的故事，故事中穿插著男孩遇上女孩的愛情故事、邪惡的巫師、面具、戰爭用獨木舟，以及斷頭等等。透過當地有力人士的協助——最有名的是杭特，他是鮑亞士的得力助手——進行了一系列重建本真傳統的場景、手工藝、舞蹈與儀式工作等。邁克魯漢在她的電影《捕影者》（The Shadow Catcher, 1975）一片中記錄三名老人參與庫提司重建工作的回憶。甚至，杭特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詮釋傳統、雇用演員、收集傳統服飾和道具。
以蒙田為例，他在盧昂舉辦一場與圖皮南巴人的會議中，不只是種族優越感，更是自這種優越感中所感到的一股顫慄。然而，強調高壓、剝削和誤解，並沒有減少旅行與相遇的複雜性。
展示異國文物的歷史提供了長久以來權力不平等的脈絡，而旅行、展覽和詮釋的接觸工作在此權力不平等中運作，同時也對抗這種權力不平等的運作。這揭露了好奇且獵奇的大眾對於噤聲、充滿異國情調的樣板帶有一種種族主義，或者至少是一種父權的高傲姿態。
越來越多的文章開始提供許多廣泛和持續的展覽接觸歷史的細節。即使是具有種族中心主義式的相遇——他們多多少少都有的心態——都會產生反省與文化批判。
來自異國「旅行者」的批判性反省與能動性是最難被發現的，因為記錄極為有限，並且經常是傾向於旅行者的行為紀錄，而不是有關他們的獨立表達。《獵頭族的世界》（In the Land of the Headhunters）拍攝照片。畢竟，奇觀場面的確是瓜基烏圖族文化的一部分，庫提司運用了豐富的展演傳統。我們或許會懷疑：如果電影果真賣座成功，其中有多少獲利可以回饋到北溫哥華島上的人們呢？然而從其他重要的視角看來，這種關係卻不是剝削關係，參與拍攝《獵頭族》的原住民得到了一大筆錢，也很怡然自得，他們非常樂意披上假髮、刮掉鬍子、忍受鼻子前搔癢的鮑魚鼻環。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獵頭族的世界》（In the Land of the Headhunters）拍攝照片。這些歷史多多少少都有強制性的認同展演：紀錄片中「原住民」的奇觀化，或例如巴黎的「地球魔術師」（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的展覽中，收藏「最具本真」的第三世界藝術（和藝術家）。
展覽本身就是一個接觸區，是創造連結的萌芽之初。然而仍有記錄存在，揭露了原住民文化變成奇觀的經驗——這種經驗絕非典型，但卻可以協助釐清社會關係與利害關係不同程度的投入。
包含「獵頭族」的聳動標題正是傅斯柯以為此類計畫所不可避免的暴力。宏姆在一九六七年該片修復後再度放映時，與當初參與影片拍攝的在世者之間的談話確認了他們的論點（Holm and Quimby 1980）。
